簡介：點擊查看更多[顧頡剛民俗學論集].顧頡剛.錢小柏編.掃描版.pdf精彩內容。

簡介：論文選取“共和國科技法制與科技文化建設史考察”為題，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法治科技觀為線索，遵循歷時與共時相結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觀在共和國從萌芽到確立的艱難歷程，并借助科技事件，進一步揭示了不同時期的科技法制與科技文化建設狀況。論文具體分六章展開分析第一章，共和國科技法制與科技文化的發展淵源（19211949）。根據地時期的科技法制與科技文化建設是共和國科技法制與科技文化的搖籃。在中國共產黨早期馬克思主義的科技觀與法治觀指引下，根據地科技科技法制促進了科技文化建設。萌芽于根據地時期的法治科技觀在共和國成立后得以初步確立并促進了科技事業的發展，但這種“階級性”與“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觀在共和國日后的科技法制與科技文化建設中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消極影響。第二章，共和國科技法制與科技文化的初步創建19491957?！半A級性”的法治科技觀在共和國成立后初步確立，在法治科技觀影響下，科技法制建設從科研機構與社團、科技獎勵、科技人員的培養與管理、國際科技合作等方面展開，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內建設發展。中國科學院的組建、留學生歸國潮、技術革新運動以及“156項”工程的實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觀指引下的科技法制與科技文化建設，共同促進了共和國科技事業向前發展。第三章，共和國科技法制與科技文化的益折發展19571966。在強調“階級性”的重人治、輕法治科技觀影響下，科技法制建設從總體上經歷了停滯、削弱及走下坡路的過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躍進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輕法治”科技觀影響下的科技法制與科技文化在曲折中發展。正是有了科學精神的回歸與中共中央即時糾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島素等標志性科技成就，從而迎來共和國第一個科技發展的黃金期。第四章，共和國科技法制與科技文化的畸形發展19661976?！叭酥稳褐巍笨萍加^影響下，毛澤東最高指示被視為科研領域人們行為與判斷是非的準則?？萍挤ㄖ平ㄔO幾近空白，科技事業遭受嚴重摧殘。對相對論的批判與蝸牛事件是文革時期批判資產階級學說、批判洋奴哲學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觀影響下科技法制與科技文化的畸形發展，共和國同世界本來縮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第五章，共和國科技法制與科技文化的恢復發展（19761993）。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不僅迎來了科學的春天，也推動了科技領域“人治”觀念向“法治”觀念的革新。摒棄“階級性”的法治化科技觀在這一時期逐步確立，以科技進步法為龍頭的科技法制體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隨著科技法制的恢復發展，科研機構與社團相繼恢復建立，科技人員與科學的地位獲得了極大提高，共和國迎來了科技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期。陳夢猇事件、韓琨事件以及曹時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觀引導下共和國科技法制與科技文化的恢復發展進程南極科學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國獲得南極事務的決策權，標志著共和國的極地考察事業進入一個新階段，預示著共和國的國際科技合作走向世界。第六章，共和國科技法制與科技文化的諧調發展（1993）。自1993年科技進步法實施以來，第三代與第四代領導人高度重視新時期的科技法制建設?！耙婪ㄖ螄钡幕痉铰栽?999年以憲法形式確立，共和國終于從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軌道。從此，共和國科技法制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科技為奮斗目標的新階段。伴隨著科學發展觀統領下的法治科技觀的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科技法制體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設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內諧調發展，共和國迎來科技發展的第三個黃金期。三樁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員在自覺履行科技共同體的社會責任，揭示出中國科技界的社會分層狀況與科學精神的部分缺失?！皾h芯”事件的披露與處理顯示出全社會尤其是科技共同體的科技法律意識在不斷提高，促進了科研誠信法制建設，也反映出科技評價法律機制亟待改進科普法中“偽科學”一詞的存廢之爭事件，引起了全社會對科學精神的關注。這幾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觀的消極影響，啟示我們應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統領下的和諧法治科技觀。結論萌芽于根據地時期的法治科技觀在共和國經歷了一個從“自在”到“自覺”的確立過程，以法治科技觀為重要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設的重要思想基礎，而科技法制則是科技文化健康發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國科技法制與科技文化建設的歷程啟示我們必須堅決摒棄“階級性”的法治科技觀，逐步摒棄“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觀，構建一種新型的和諧法治科技觀。

簡介：分類號UDC事睜黲方雩密級編號碩士學位論文學位申請人姓名塑疊墮申請學位學生類別全旦劐塑申請學位學科專指導教師姓EARLIERSONGDYNASTY’SFRONTIERARCHERATHESISSUBMITTEDINPARTIALFULFILLMENTOFTHEREQUIREMENTFORTHEMADEGREEINHISTORYBYHUJINPENGPOSTGRADUATEPROGRAMCOLLAGEOFHISTORYANDCULTURE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SUPERVISORZHANGQUANMINGACADEMICTITLEPROFCSSOR

簡介：煙臺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兩蕃在隋唐時期的民族關系姓名楊筠申請學位級別碩士專業專門史指導教師崔明德20080301煙臺大學碩士學位論文煙臺大學碩士學位論文II著重要的作用?？傮w來看，中原的農業經濟給兩蕃的發展以穩定供給，是兩蕃向往的，在這一經濟模式的扶持下兩蕃獲得真正地、快速的發展。兩蕃向隋唐靠攏，隋唐王朝與之和親、冊封其首領并對其部落進行妥善安置，使兩蕃經濟持續發展，社會形態得以提升，在東北地區的地位也不斷提高。相反，兩蕃對中原王朝不盡藩臣義務，不恭順，破壞了隋唐王朝與之建立的良好的關系，將招致討伐，使他們實力嚴重受損，在東北地區的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兩蕃受突厥、回紇或高麗的控制時，雖然能夠跟隨他們靠搶奪快速聚斂財富，但在其游牧民族的管理模式下生存，遠遠不及在隋唐先進的封建制度下的發展，還時常受到這些強大少數民族政權的虐待，毫無生存權可言。正因為契丹比奚更頻繁地向社會形態先進的隋唐王朝靠攏，得到的撫持更多，所以他們的發展實際上并不均衡。也正是這個原因，唐朝時兩蕃雖漸漸聯合，一起行動，但由于契丹在隋時實力大增，已經超越奚，所以在唐代后期兩者差距拉大，經常是契丹要挾奚與之聯叛。對兩蕃周邊的各政權來說，兩蕃歸附，都可以成為他們向其他強大的政權發起政擊的先頭部隊，成為牽制對方的有力武器，因此他們往往成為這些強大政權爭取的對象。關鍵詞關鍵詞兩蕃隋唐王朝周邊其他民族原因影響

簡介：從孔子的“性相近，習相遠”到孟子的“性本善”，是如何發展，困惑了歷代學者。郭店簡的出土，使我們看到了它發展變化的一個軌跡，展示了孔孟之間所謂“七十子”極為豐富的人生道德思想，也幫助了人們重新認識儒家，認識儒家所倡導的完美社會模式。郭店楚簡儒家文獻注譯即對郭店簡中的儒家文獻做了全面的注譯。本文收錄了目前學界確認無疑的八篇儒家文獻緇衣、魯穆公間子思、窮達以時、五行、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并相應分為了八部分。每部分都由解題、釋文、注文、譯文組成；文后附有主要參考文獻。本文共計315枚竹簡含殘簡，竹簡文字7000多。第一部分為〈緇衣〉注譯。緇衣是一篇對君主行為進行規范的文章。勾勒出一個儒家理想中的君主形象，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第二部分為〈魯穆公問子思〉注譯。簡文道出了儒家心目中的忠臣形象，即為了君臣之義不要爵祿，甚至不惜招致殺身之禍。第三部分為〈窮達以時〉注譯。簡文認為窮困與顯達憑藉的是時機，也即今天所說的機遇。但這一切的前提，必須是有德與才。第四部分為〈五行〉注譯。簡文認為仁、義、禮、智、圣這五種道德范疇是邦家興的基本要素，只有各個方面做好了，才可能和，同，善。第五部分為〈成之聞之〉注譯。簡文詳細的闡述了君上應如何求之於己，如何為民眾做表率，如何做一個受民眾擁戴的統治者。第六部分為〈尊德義〉注譯。尊德義是一篇倫理說教的文章。簡文詳細的論述了為人上者的任務，以及如何去引導民眾。第七部分為〈性自命出〉注譯。性自命出是一篇重要的心性理論論說文章，填補了孔子到孟子這一段關於“性”的思想理論空白。第八部分為〈六德〉注譯。簡文勾勒了儒家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模式。如人人都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各守其德，讒言和諂媚將沒有生存的空間。這批簡內容詳實，思想豐富。相信它的整理也能為中國古文字、古代史、思想史、法律史等學科的豐富提供有用材料。

簡介：泰山具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文化，具有是世界自然與文化雙遺產的身份。其自然景觀雄偉奇絕，歷經數千年歷史文化的浸潤與渲染并與之相互輝映，成就了泰山景觀與文化崇高的文化地位，被譽為中華民族精神的縮影。深入挖掘其山地人文景觀的形成和發展規律，對于豐富山地景觀造景理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選取泰山歷史文化軸線的山地段即關帝廟至南天門的泰山中路的谷地和岱頂的景觀及空間為研究對象，在普遍查閱和收集資料的基礎上，采用實地調研、綜合研究及數據分析等方法，在泰山歷史文化軸線的地域背景下研究泰山中路景觀對于山地空間的利用、空間拓展和局部景觀對于景觀空間的塑造規律。⑴泰山歷史文化軸線的演變。本部分內容以泰山歷史文化軸線的山地景觀及空間的構建為切入點，闡述泰山歷史文化軸線的形成、空間結構及文化結構，通過對史料的梳理和查閱相關文獻，理清了泰山歷史文化軸線的輻射范圍和文化影響下的泰山中路景觀及景觀文化形成、發展的脈絡，同時也理清了泰山中路景觀及景觀文化對泰山歷史文化軸線構建的作用。遠古的高山祭祀和封禪文化的發展及成熟，促成了泰山中路物質景觀及文化景觀構建的極大豐富。自秦漢始，直至明清，歷經數千年的發展，泰山文化及景觀在該區域內形成了特色鮮明、呈明顯規律性的帶狀分布，即泰山歷史文化軸線。泰山歷史文化軸線縱穿泰山南麓和泰城，是泰山歷史文化軸線的重要段落，在這個段落內分布有泰山歷史文化軸線的主要的人文景觀，同時，該段落也是泰山景觀及文化分布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區域。⑵泰山歷史文化軸線的山地景觀。即泰山中路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在現場調查和實測的基礎上，簡要總結了泰山奇石景觀、植物景觀、山水溪泉景觀以及天象景觀的特點、空間分布以及景觀空間的特點重點對泰山中路的段落景觀、院落景觀、建筑景觀、石刻景觀的形式、景觀尺度、景觀空間做了詳細調研和測繪。針對其構建方式和形式，系統論述其景觀形式特點、構建特點和對空間利用的特點?？偨Y出在泰山歷史與文化發展的影響下，泰山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注定要經歷同時受到幾種不同類型文化影響的漫長發展歷程，最終為一個多元化、多層次的文化綜合體的主要特征。⑶泰山歷史文化軸線的山地景觀空間。針對泰山中路山地空間的形式及特點，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進行空間界面、空間圍合、空間關系以及空間利用等方面展開論述。并對泰山中路的山地景觀空間展開分析，從而總結了泰山中路宏觀山地景觀空間的形式特點以及相關物質景觀構建對其產生的作用從微觀角度分析了段落街區景觀空間、院落空間、建筑空間和石刻景觀空間的構建規律、形式特點、尺度特點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山地景觀意境空間。同時，分析了個體空間和整體空間之間的關系以及空間關系作用下景觀構建的規律和特點?？偨Y出泰山歷史文化軸線山地景觀跨越數千年積累的文化特點、“向明而治”的格局特點、隨勢生機的造景特點和文景相依的景觀意境。通過研究論述，針對泰山歷史文化軸線山地景觀及空間的構建特點，總結了泰山中路的“空間融糅”的獨特構建規律和方法，這是一種有別于建筑和傳統園林造景的構景方法，對于當下建筑空間和園林景觀空間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簡介：隋唐時期是我國古代樂舞藝術發展的重要時期，同時也是我國古代器樂藝術發展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宮廷器樂規模宏大，樂器種類繁多，不僅承擔著宮廷中的各種祭祀、宴饗等活動，還培養出許多獨立的器樂合奏、獨奏等形式，大大豐富了隋唐時期的表演藝術，也在中國器樂史上書寫了燦爛篇章。粟特位于澤拉夫善河流域，是一個以經商著稱的民族，長期活躍于絲綢之路。他們的經商活動促進了東西方的經濟交往和文化交流，在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間、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梁。他們遷居各地，與其他民族融合，從而成為許多民族的來源之一。到今天，雖然粟特語幾乎已成死語言，粟特人也成了一個歷史名詞，但他們建立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本文以隋唐粟特昭武九姓國中樂隊的樂器、樂器編制、樂隊組合為研究對象，尤其以隋唐九、十部樂中的安國樂和康國樂為主要研究對象，結合史料及陜西西安出土的隋唐時期粟特墓葬，力求較為全面、系統的對該民族樂隊中所運用的不同樂器組合詳加比較，以揭示它們對唐代器樂、舞蹈藝術的繁榮發展所起到的推動作用。文章將采用史學、考古學、文獻學、圖像學、民族學等人文學科知識，采用樂器學與樂種學之音樂形態學以及民族音樂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來展開研究。研究中國音樂，尤其是研究古代中國各民族間的交往、交流，對于中國音樂的傳承、發展影響深遠。以往的史學多集中于傳統的“漢書”，即從古代中原華夏民族的角度來認識音樂，這樣便過于集中。事實上，中國古代音樂正是由許許多多具體民族的創造與融合發展而來。從古代民族的角度分析，有助于增加中國音樂的歷史動感，借助個性化的分析來洞悉整體的發展。因此筆者希望通過自己的調查研究來充實這方面的資料，使粟特音樂能夠得到音樂史學者足夠的重視。本文內容主要分為下列四章第一章“粟特樂舞文化概述”，主要對目前各學術界關于粟特這一民族的研究現狀及其在歷史中所起到的作用做了陳述。第二章“粟特樂器研究”，分別以粟特的康、安兩國為研究對象，梳理、考辨了唐九、十部樂中康、安兩國的樂器組合形式，并結合西安等地的部分粟特墓葬中的樂器壁畫圖對這兩國的樂隊組合進行了梳理。第三章“隋唐胡、俗二樂的融合與發展”，通過對史書及西安部分唐墓中所出現的樂器新組合來看唐代胡、俗二樂的高度融合。第四章“結論”，綜述各章研究所得，進一步考察了唐代粟特樂器組合中的發展，指出在這一時期文化大融合的歷史背景下，中原音樂與胡樂逐漸交融，相互吸收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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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是中國思想大變革、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時期。針對民國初年已經實行民主共和制度，社會仍舊黑暗的現狀，以東方雜志主編杜亞泉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認為社會危機的根源在于道德失范。與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將失范原因歸于中國舊道德不同，他們大多認為主要是受西方物質競爭之流毒影響的結果。在中國新道德重建的問題上，與陳獨秀等人認為中國舊道德是封建專制制度的產物，與民主共和制度下倫理原則不符，在現代社會沒有存在的余地，應當建設符合自由、民主、平等原則的新道德不同，杜亞泉等人認為新舊道德只是程度之差，并非性質之異，主張以中國固有道德為本，調和新舊，統整東西文明。這是他們展開東西文化論戰的重要原因。但他們在中國社會問題如何解決的問題上，都有“道德本位”的思想傾向。但與陳獨秀等人主張道德要隨時代而變遷，反對固守中國舊道德不同，杜亞泉等文化保守主義者極力肯定中國固有道德的價值及其現實功用，在解決中國問題上的“道德本位”思想傾向更加鮮明。文化保守主義者這種思想傾向的形成，是深受中國傳統道德本位思想影響的結果。當時西方思想發生了轉向，一些西方思想家在批評西方文明時，對道德、精神整合社會作用的肯定正與中國傳統思想相契合，為他們保守的思想主張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杜亞泉等人的文化保守主義態度，主要體現在保守中國傳統道德的價值方面。這種保守的“道德本位”思想，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強調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傳承，對扭轉社會時弊，提醒人們注重道德的社會功能具有積極作用。但他們在主張“道德本位”時，對法律、制度等在社會正常運行中的作用卻顯得重視不夠，對反映現代性價值的民主、科學等思想的社會功能缺乏深入認識，這是他們受到陳獨秀等人質疑與批評的重要原因。

簡介：京師為帝王所居，陵廟所在，其治安狀況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國家政權的存亡和社會的安危。因此，秦漢政府在京城、京畿、京縣、京鄉四個級別上都建立了比較完備的治安機構。由于秦漢是剛剛建立封建中央集權制政權，一職多能的現象比較突出。除了主要負責保護皇帝和處理京師暴亂或叛亂等惡性治安事件的京師衛戍部隊外，當時監察機構和行政機構的部分官員也履行著京師治安管理的職能。京師行政機構職能相當廣泛的，治安亦是其職責之一。因此在秦漢時期，除專門負責京師治安的機構以外，京師監察和行政機構的部分官員也是京師治安管理的重要參與者。針對京師人口復雜的治安形勢，為有效改善京師的治安狀況，秦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措施，以加強治安方面的管束、防范和打擊。這就導致京師治安制度相比于其它地區，呈現出許多差異，這些差異歸根到底是由京師社會特征所決定的。秦漢作為統一全國的封建王朝，存在了四百多年，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第一個高峰，這與它有較為完善的京師治安制度，在長時期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穩定是分不開的。雖然今天我們對秦漢京師治安制度的了解還是很不全面的，但正如秦漢政治制度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制度的規模和基礎一樣，秦漢京師治安制度也是中國古代京師治安制度很重要的奠基階段，對后世的治安理論和治安實踐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簡介：夏王朝是目前國內學術界多數學者公認的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大禹是中華民族上古時代治水的英雄，是夏王朝的實際奠基人。夏后氏究竟起源于何地，歷來眾說紛紜。目前主要有三說晉南說、豫西說、河濟說。商起源于何處，山東地區有沒有先商文化，有沒有早商文化，商文化東進山東地區的進展狀況如何，有沒有到達膠東地區，一直是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問題。有些學者說，商文化是隨著商王朝勢力的向東擴張而出現于山東地區的外來文化。果真如此嗎本文以魯西南為中心利用豐富的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對夏商起源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與探討。本文共分六個部分。第一部分緒論，講述了本課題的緣起，對有關概念如“魯西南”、“三代”、“先商文化”等作了界定，并對相關學術研究狀況作了回顧與評介。第二部分是對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魯西南考古學史作了回顧。第三部分為魯西南的考古發現與堯舜文化研究，主要內容是考古學所見四千年前魯西南地形地貌及自然環境和考古學所見堯舜時代研究。第四部分是魯西南考古與夏起源研究，對夏族的起源、考古學所見大禹治水、夏朝初期的政治中心進行了專題研究。第五部分為魯西南考古與商起源研究，對商族的起源、北毫在今何地、商文化的東擴與西進進行了全方位的考察。第六部分是結語。依據古代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的成果，筆者通過認真考察，得出以下八點結論一、魯西南地區的考古活動始于20世紀30年代?？茖W意義上的考古挖掘則始于新中國成立后。魯西南的文化遺存十分豐富，以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為代表的一大批古文化遺址排列有序，在全國具有很大影響。二、魯西南地區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發祥地之一，遠古時代，先民們就居住、繁衍、生息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脊虐l現表明，四千年前魯西南的地形地貌及自然環境是河湖交錯，林木茂密，氣候濕熱，水網密布，非常適合人類生存。三、我國歷史傳說中的圣君，即當時的部落聯盟首領堯、舜，一生雖遷徙不定，但主要活動區域都與今魯西南地區密切相關。種種跡象表明，虞為夏朝建立前的一個朝代，至少是一個城邦國家。它的國都和疆域就在豫東、魯西南地區。四、夏后氏是顓頊氏族的后裔，興起于豫東、魯西南地區。大禹在這里治水，并奠定夏朝立國的根基。夏啟利用其父大禹治水的威望，當了天下盟主，建立了夏王朝，都城在雷澤附近的古城陽。夏朝的政治中心一直與豫東、魯西南地區密切相關。五、從文獻上看，豫東、魯西南地區曾經是許多著名氏族的發祥地。除夏后氏之外，還有與夏同姓的有莘氏、有扈氏、昆吾氏、豕韋氏、大彭氏，楚人、秦人的祖先都曾在這里生息繁衍過。六、商族最早的族居地在今豫東、魯西南地區，后來一度遷到河北省的中南部和河南省的北部，不久又遷回豫東、魯西南地區。在商湯滅夏前，商族以今天的曹縣一帶為中心，積聚力量，終于一舉滅夏，建立了商王朝。表現在考古學上，就是冀南、豫北的典型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安邱堆類型。七、自從大禹治理好了豫東、魯西南地區的洪水后，這里便成了夏商周三代人口最繁庶，政治、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夏商二代立國的基礎，或者說他們的大本營，就在這里。商朝建立后，雖“不常厥邑”，然其所都之毫、瞰、相、奄、邢、殷等，都在這一帶。八、商文化在山東的東擴大約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截止到二里岡上層時期，商文化勢力擴展至現在的濟南、泰安、滕州一線，即整個魯西南地區和魯北地區。第二個階段是殷墟時期，商文化在魯北、魯南均呈現出繼續東擴的勢頭，但向東自始至終沒有越過濰河。

簡介：經濟民族主義是相對于經濟世界主義而言的，是指在國際經濟競爭的現實中，民族國家通過政府動用行政力量，干預宏觀經濟，對國內企業或產品實行保護，阻礙外國公司并購本國企業及進口外國產品，保護民族產業和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等手段來維護民族經濟利益。也被稱為“經濟愛國主義”，它是經濟保護主義的一種形式。與之不同的是，作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的近代經濟民族主義，它的主要依靠力量是民間的而非政府的。它是伴隨著民族危機的不斷加深、國內政治變革運動的深入開展以及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和民眾民族意識的日益覺醒而逐漸形成、不斷發展的。19世紀中期鴉片戰爭之后萌芽，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不斷加劇，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并在民國成立之后，逐漸達到高潮。在經濟民族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中國近代興起了商戰、實業救國、收回利權運動、抵制外貨、倡導國貨等運動。與傳統民族主義相比較，中國近代的經濟民族主義，改變了中國反抗西方列強的手段和方式，即由以暴力驅逐外人、全面排拒西方并主要訴諸情感的非理性手段變為以國際法為依據的、文明理性的斗爭方式；在排斥外國商品的同時積極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利用新式社團和報刊等現代傳媒進行組織發動和宣傳；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國的經濟侵略，推動了民族經濟的發展，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覺悟，促進了民族覺醒。因而在整體上是理性的、積極的，成為中國近代反帝愛國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由于運動的主要發起者及領導者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妥協性、中國國力的貧弱以及中國政府的軟弱無能，抵貨運動大多難以持久，成效有限。同時，在世界經濟已經連成一體、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背景下，經濟民族主義既不利于中國經濟融入世界，又不能使中國擺脫殖民侵略，贏得民族獨立，更不能使中國真正走上獨立富強的道路。當今中國經濟民族主義進一步發展，如何在維護本民族利益的前提下，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建設理性的現代民族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我們面臨的重大課題。對近代經濟民族主義的研究，應對當今中國提供必要的啟示與借鑒。筆者認為，當今中國應高揚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大旗，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同時，加強愛國主義教育中的理性化引導，加強民主法制建設，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以理性、平和、開放的精神和寬闊的胸懷主動融入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潮流，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本文將從中國近代經濟民族主義的形成過程、主要實踐活動入手，以抵制外貨運動為中心，對經濟民族主義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所體現的理性與非理性成份進行簡要的分析、評價，以期對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提供借鑒，并拋磚引玉，引起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重視與研究。

簡介：查理大帝（742814年）是法蘭克王國加洛林王朝的一位君主，他是歐洲封建社會初期最著名的歷史人物。面對空前規模的大帝國，查理大帝深刻認識到光靠武力征服并不能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為此，他通過宗教活動和立法活動等治國方略，建立和完善了帝國統治機構。同時，他在學校教育、圖書館和語言文字各方面進行了改革，并在藝術領域取得了諸多成就，出現了所謂的“加洛林文藝復興”。加洛林文藝復興把歐洲的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相融合，奠定了西歐中世紀文化的基礎。查理大帝時代之所以會出現加洛林文藝復興，是與查理大帝所倡導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分不開的。他出色地完成了時代所賦予的歷史使命，他的文治武功對西歐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本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敘述了查理大帝生平及其所處的時代；第二部分闡述了查理大帝的治國方略；第三部分論述了加洛林文藝復興的主要內容與成就；第四部分是對查理大帝與加洛林文藝復興的歷史評價。

簡介：楊東莼19001979是中國當代知名哲學家、史學家和教育家。一生閱歷豐富，涉足學術領域頗廣，并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本文將綜合結合其在哲學、史學和教育等多方面的學術實踐，對其學術思想展開較全面的討論，并注意從中吸取對當代學術建設有益的啟示。全文分為三個部分，其主體部分包括四方面一是分三個階段對楊東莼的學術經歷作了考察，其中1927年之前為其求學和投身革命階段，1927至1932年為赴日本以后從事理論研究和學術活動時期，1932年以后以從事教育事業為主時期；二是對楊東莼學術主導思想的考察，努力將其置于特定的時代背景之下，著力闡釋其唯物辯證法思想的形成及演變；三是對其史學思想及成就的討論；四是在結合其教育實踐，對其基本教育思想作出歸納。